新政的种种措施，对一般购房者而言，使得难度明显加大。如今买房之外，突然需要钱之外的其他标准，例如购限价房还要有收入及财产限额，不亚于发行一种房票。在衣食和其他消费品已完全实现市场化多年之后，住行方面，我们又重新走回计划经济之路。住房方面已把政策性住房当作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基本政策；出行方面，随着超大城市正在日益严重的交通堵塞，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逆市场化的管理趋势出台也不可避免。
　　大城市的住房和道路，在不断涌入的数以千万计人口面前，变得拥堵不堪。即使出台了多条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在城市化加速的大潮面前，仍然挡不住人们对城市化生活的向往与渴望，高房价已然成为一个门槛，阻截了一部分中低收入者的迁入。
　　如果细数针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措施，5年来已不下数十个，时间之长延续了几乎整个“十一五”，但结果令人不安，已让民间戏称为“越调越涨”。原因何在，调控措施多是治末而非治本。
　　然而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我们这代人估计不远就能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在控制城市规模无有效途径时，城市扩张的边际状态就会出现——房价高到无法理解的高位、交通堵到低于步行或寸步难行、空气污染到无法呼吸、城市的新迁入者在承受高房价的同时，又要忍受交通的堵塞、污染、水源不足等高生活成本，“痛苦指数”直线上升，最后难以忍受而选择逃离“北上广深”。
　　目前的现实是，在大量的涌入人口面前，核心城市的空间正在成为稀缺资源。“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下，如果不靠高房价、高生活成本、拥挤而污染的环境这些城市病来对冲，就无法实现城市规模扩大与压制的平衡。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痛苦现实。
　　要治本，就要认清，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核心缘由是各种资源在向城市聚集，越是大城市、世界城市，越是加速聚集人口、资金、技术、管理、信息等。如果说这些年来，现有的几座核心城市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市快速现代化与国际化是非常良性的一面的话，这一趋势的另一面，就是城市空间与基础设施在重大的迁入压力下不堪重负。
　　对于上涨的洪水，治理之道无非有二，一是高筑堤，二是设泄洪区。
　　首先要改变目前核心城市以堵为主的城市规划思维。要知道建国以来，无论是30年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近30的改革开放时期，我们的城市规划都是以控制超大城市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如北京、上海都在不同时期限定了城市人口规模，但数十年来，人口一次次突破，事实是人口规划永远是以迟滞的方式面对城市的无序扩张。目前这些城市又都制定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的远景目标，但在城市规模方面，或以土地资源、或以水资源限制等等为由，从未敢想象城市面临三千万人、五千万人口时的情况。但现在是从规划方面解决这一困境的最后机会了。
　　其次要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化人口分流区划。全国范围内规划一批城市化的容纳城市、同时作为“北上广深”的人口分流城市建设。这是我们还仅有的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主动承纳大城市扩容的同时，在国内发展条件良好的二三线城市，分散资源和人口的集聚，建设一批规模化的人口分流中心城市，这样就可能要至少20个左右的千万级人口城市，200个百万级的人口城市，1000余个三五十万人口城市，加上现有的“北上广深”超大城市容纳的数亿人口，当以上大约9亿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后，中国的城市化才可能真正完成。
　　这种分流，如同泄洪一般，才是治理城市人口爆炸的治本之策。在大力发展世界城市的同时，国家投资应向这些泄洪区域倾斜，接纳产业的转移，容纳大量就业机会，建立相适应的就业性别平衡，让新增城市人口在这些分流区组织家庭，安居乐业，大中小城市的人民生活水平差别缩小。建立城市化的平衡发展机制，让全国各个地区的人民都有机会享受城市化带来的美好生活，算不算一种包容性增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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