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调控的目的是什么？是打压房价，还是解决民众住房难题？楼市调控，如果目的模糊不清，政策工具的选择难免游移不定，调控结果不免令人忧虑。
　　“上海房价将下跌50%，北京下跌30%。”如此这般的市场预测，已成为专家学者屡试不爽、一夜成名的捷径。“如果房价不大跌，调控就不能算成功。”诸如此类的评判标准，似正在成为俘获购房者人心、影响调控者决心的无上妙诀。但是，值得楼市各方参与者深思的是，这些惊世骇俗之语，究竟有多少可以当真？
　　如果房价涨跌成为楼市调控成功与否的惟一衡量标准，那么，不难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楼市调控的惟一目的就是打压商品房价格。然而，在经济社会的现实约束条件下，打压商品房价格能解决民众住房难题吗？
　　1972万，这是北京市有关部门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关于“合理调控城市人口规模，加强城市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专题调研时，公布的2009年末北京实际常住人口总数最新数据。这标志着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所确定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已提前10年被突破。
　　另据北京市相关主管部门统计，2005年至2009年全市成交的商品住宅中，外埠个人购买了26.6万套，占总量的32.3%。32.3%的商品住宅，被外埠个人所购买，这足以说明北京市商品房的价格，早已不再由北京本地人的购买力所决定了。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农村的买集镇的，集镇的买县城的，县城的买中小城市的，中小城市的买大中城市的，大中城市的买特大城市的，其中还有直接越级购买的。这已成为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置业逐步升级的路线图，这也是国民自由迁徙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
　　曾有多家媒体报道，北京市首套房贷人均年龄为27岁，而日本和德国为42岁，我国台湾为36岁，美国也在30岁以上。这一方面说明我国购房者害怕房价一路高涨而不得不急着购房的无奈，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了我国购房的特点，即购房资金不仅仅局限于购房者本人的工资收入，更主要的来自于代际之间的财富支持。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是1%的人口掌握了全大陆41.4%的财富，高收入的上市国营企业高级主管与社会平均工资差距达128倍，财富的集中度远超过美国，已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美国的财富集中度远低于我国，城市化进程又早已结束，且兼有地广人稀、多数国土面积适宜居住的地理优势，然而，即便如此，美国依然不能通过市场解决民众住房难题，房利美和房地美危机即是明证。难道我国却有可能通过纯粹的市场解决民众住房难题？
　　两极分化的症结，在于对资本缺乏有效的节制。降低房价，通过市场解决住房难题，依然没跳出“以资为本”的旧辙。除非彻底关闭房地产市场，否则不论如何调控，在“有钱就是老大”的市场，处于弱势地位的穷人，岂能竞争得过富人？
　　赌咒发誓般叫嚣房价将下跌50%、30%的专家学者，可否拊心自问：我说的有多少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说的又有多少是真正在替穷人说话的？
　　在贫富差距日趋加大，两极分化既成事实的现实背景下，特别是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二次探底威胁之时，试图单纯以打压房价的方式，来解决穷人的住房难题，既不现实又很危险。
　　链条最容易在薄弱环节断裂。如果打压房价成为楼市调控的首选目标，那么不论采用何种手段，都将或多或少影响市场效率，而市场效率一旦受损，首当其冲遭受伤害的恰恰是穷人。
　　解决两极分化，需要的是资本的节制。解决民众住房难题，需要的是住房保障体系的构建。“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才是解决民众住房难题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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