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开始几乎每年都会出台相关楼市调控政策，可调控的结果却是价格“越调越高”。今年，更是有大大小小30多次的房产调控措施出台：股市融资叫停、银行信贷收紧、囤地行为严查、预售资金监管，从“417国十条”到“929五项措施”，各大城市的“限购”、“限贷”、“限外”令，以及有可能将要出台的房产税，可谓是刀刀见血，但是中国楼市在遭遇了近8个月的“史上最严厉调控政策”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万科2010年度销售总额突破1000亿元；许多城市在11月份再度出现量价齐升，而据伟业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数据显示，11月北京一手住宅成交均价为21735元/平米，环比上涨8.2%；11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总量为16805套，环比增加了18.7%，创下了4月政策调控以来的新高；同时，11月北京二手住宅成交均价为22925元/平方米，环比上涨了1.2%，同比涨幅高达47.3%。

    那么，在“史上最严厉调控政策”下，房价不降反升的根结到底在哪里呢？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晖表示，供应不足、投资渠道匮乏，以及调控未触及根本的制度变革是导致楼市调控成果不够显著的根结所在。而要为此轮调控找到出路，还得从增加供应，扩大投资渠道和启动制度性改革入手。

　　第一，只压需求不行，关键在于增加供应。

　　房地产市场的一边是大量被调控政策暂时压制的蠢蠢欲动的购房需求，另一边则是住房有效供应的严重不足。需求总有一天要被释放，所以，下一阶段，一定要想尽办法，千方百计的增加住房有效供应。这包括增加保障性住房供应，增加土地供应，增加开工、开盘量，也包括通过税收手段增加存量房市场的房源供应量，只有在供应充足的前提下，才能遏制房价的过快上涨，才能避免政策撤出后房价有可能出现的报复性反弹，才能保证第三轮楼市调控取得一个良好的效果。

　　第二，面对通胀预期和民间投资热情，应该科学疏导而不是盲目封堵。

　　目前国内的民间投资渠道严重匮乏，而一系列调控后，投资住宅已经是困难重重。因此，我们应该想尽千方百计拓宽投资渠道，改变目前老百姓“非房即股”的投资选择；此外，在房地产领域内，还应降低个人投资商业地产的门槛，降低个人投资商业地产的首付、利率，延长还款年限，在金融贷款上给予一定的优惠；同时，尽快研究出台面向个人的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通过基金形式吸纳民间资本间接投资持有型商业物业；同时在我们实体经济逐渐向好的同时，也要合理引导股市健康发展。只有疏通了多元化的投资渠道，才能让民间资金找到出路，避免过度投机和资产泡沫。

　　第三，楼市调控应从技术性调整转向制度性变革。

　　不管是加息，提高首付，还是“限购、限贷、限外”，这些调控政策都是中短期的技术性调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中国楼市的现状和解决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应该更深入的思考如何尽快展开制度上的变革，比如涉及城乡间土地流转的土地制度改革，涉及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过度依赖的财税制度改革，涉及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涉及提高居民收入的分配制度改革等等，只有经过一系列的制度性变革后，中国的房地产才能获得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胡景晖表示，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长期形成的供求缺口，中长期来看，房价的上涨不可避免，但是以往3年翻一番的畸形涨价也不可取。我们应该形成一个较为合理的房价上涨的速度和幅度——即房价的年度涨幅高于CPI的涨幅，但是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涨幅。这样，既可以发挥房地产财产保值的特性，又可以让购房人看到实现购房愿望的可能性。